这些材料是多样的，大致分为三类：论文、著作与判例。
法律禁止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所以在收押前的身体检查是种防止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有效方式。所医应根据季节变化、天气状况进行相应的流行病防治，定期防疫消毒，已达到防患于未然之效。
如有的看守所在进行第三种模式的改革即建立医院住所医疗室时，由于改革不完善，设备、技术未完全符合要求，其也会同时存在着与医院建立相关的协议、走绿色通道的医疗方式。此外，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对于某些特大型看守所可以考虑尝试在所内直接建小型医院。北京市公安局监管场所目前已经实现了社会化医务室的全覆盖，且全部建立起了在押人员就医的绿色通道，建立了患病在押人员实名制管理机制。如根据《看守所医疗机构设置基本标准》要求，大型看守所必须配备至少医师6名、注册护士5名、医技人员1名，并必须确保全天24小时有所医在所值班。该社区卫生所或者门诊部既服务于看守所，给被羁押者治疗疾病，也服务于周边社区群众，同样承担着社会医疗的职能。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看守所医疗的问题，就必须进行医疗社会化改革。2010年1月6日，公安部和卫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公安监管场所医疗卫生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看守所应当按照规定申请医疗卫生行政许可证。本文讨论的众多实例可以视作一个从狭窄到宽阔的连续体的后一类准则。
表面看来，法律条文似乎完全接纳了现代西方的法则，即侵权行为可以被追索金钱赔偿，其中关键在侵权过错——没有过错便谈不上赔偿。而毛泽东思想对这样的辩证法的理解则是在那样的对抗性矛盾（需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之上，补加了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借此而保留的是中国文明思维中对二元性的基本思路。这样，儿子继承财产不是因为他是男子，而是因为他尽了赡养义务。对主张普适性与特殊性是必然并存的而不是非此即彼对立的人来说，我们要问的是：在形式主义理性的强势之下，道德（与历史）要怎样才能够争取到其在法律领域所应有的地位？特殊性（或实体道德）要怎样才能够和理性、科学以及普适性连接上而不被完全局限于历史和特殊？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特殊以及中国特色要怎样才能与西方所声称的普适性接轨，成为西方法学界所能理解的原则？ 要回答以上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区别抽象化和理想化。
邓晓芒，2009，《康德论道德与法的关系》，载《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第1—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5：第10条、第11条）中国虽然从西方采纳了个人可以凭遗嘱来支配其财产继承的法律，但其实在法则和实际运作中，一直都对此有一定的限制：立遗嘱人可以选择把房子的使用权传给合法继承人中的某一人或几个人，但是不可以排除合法继承人中任何一人的继承房子的权利。
它的目的是通过互让来解决纠纷，不是确定法律上的对错。其反面则是，为玩弄程序法律来证实或证伪违反实质的真实留下了一定的空间。美国法律体系中有不少法庭真实违反人们普遍认可的真实的例子——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辛普森（O. J. Simpson）的杀妻案。本文的目的是要探寻一条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既符合中国文明基本倾向也符合中国现代实用需要的立法进路。
如此才是既理性又实用的思路，即便不是非此即彼的韦伯之所谓形式理性的。作为一个侧面的观察，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如此的对二元主义建构的中国思维也经历了伴随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来的辩证法的挑战。在中国文化和思想中，道德维度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无论是在儒学传统中，还是在历史上对外来宗教和思想（例如佛教或近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督教等）的反应和理解过程中，甚或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重新理解中，都很明显。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中国法律对待抽象法则和事实情况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的道德责任的不同思维。
在中国法律看来，夫妻间的结合和父母子女间关系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以上所举例子的目的不是要争论法律不应该带有应然的道德价值观，而是要说明其局限以及法律需要适当和实用性地纳入应然道德准则，而不是（像韦伯那样）完全排除使用应然的（道德）准则，拒绝以此来推动社会演变——这是后面还要讨论的问题。
形式理性法学传统在现代西方占据主流的地位，在今天中国法学中也具有极大的影响。这里，实体主义的最清晰的例子再次是中国的调解制度。
苏力，2000，《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上面我们已经看到，米兰达规则（沉默权）的引进并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结果。但男女平等和婚姻—离婚自由则是能够通过可以成为普遍法则标准的道德准则，可以赖以推进向男女公民平等社会的演变。这里，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引用奥尼尔（ONeill， 1996：49-59）来区别只适用于某种具体情况下的特殊道德价值，和能够适用于在同一情况下的别人的道德准则。在我看来，这也是法律应该带有道德价值观的部分原因。这些都展示了道德理念在法律中的不可或缺。
（同上，第106条）其中隐含的道理可以说是，一个涉及民事损害的当事人，虽然没有过错，仍然应当在法律和道德上承担协助解决一个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的责任。（例见左卫民，2009）事实是，中国的刑事制度仍然是一个威权主义的制度，去适当保护嫌疑人权利的制度还有较大的距离，亟须改革。
笔者曾经详细论证，传统法庭其实很少使用调解而更多依赖断案，因此，当代法庭的广泛使用调解可以称作正式法庭制度的调解化。这是和现代西方形式理性十分不同的思维方式，其对待如何连接抽象理论—道德原则和具体实例的方式，以及如何对待普适和特殊之间关系的思维都十分不同。
《中华民国民法》，1929—1930，载《六法全书》，上海法学编译社1932年版。⑥这是邓晓芒（2009：6）的翻译。
在婚姻法中，以夫妻感情为准的法则可以被视作对传统凭借彩礼的婚娶的否定，而后又对（资产阶级的）合同婚姻的再否定，最终通过实践和普适准则而得出的则是以感情为准的一种合成性的法律（synthesis）。和谐的考虑仍然起点作用。如果使用房子的继承人要卖掉房子，在实际运作中必须得到所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同意，由公证处出具证明，不然不可以卖掉房子。这样的基本倾向可以清晰地见于韦伯——他也许仍然可以被视作既是西方现代主义最出色的代言者，也是其最出色的分析者之一。
在关于婚姻协议的法律中，同样不采用抽象的原则，而是通过具体实例来说明不可欺诈或违反协议，例如将已有婚约的女子再许他人，有残疾者，妄作无疾，期约未至而强娶或已至而故违期等具体行为。清楚地区别两者可以允许我们探寻没有理想化的概念化道路，也就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抽象化。
（详细论证见黄宗智，2014a，第3卷：第2章、第7章） 在半正式的调解——由社区干部或调解委员会，乡镇的法律事务所或基层行政人员和机构（包括警察），或城市中的新型调解中心等所执行的调解和调处——之中，会更多地考虑法律（部分原因是伴随诉讼频率大规模上升，告上正式法庭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当事人的可能选择），但仍然常常会使用儒家的道德准则来促使当事人妥协：如果别人这样对待你，你会怎样感受？避免双方长期的仇恨仍然是一个因素，但由于近年来（伴随大规模的进城打工）村庄大都逐渐从熟人社会转化为半熟人社会甚或城市那样的陌生人社会，社区的和谐性已经不再被看作像以前那么重要。正因为如此，中国法律完全没有接纳共同所有，幸存者全权的法则，不仅房产如此，即便是银行账户也如此。
更重要的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法律家庭主义的关键在于父母亲和子女一体的法则，而不在夫妻一体的法则。要把理论理性和行为／实践连接打通，需要的媒介是实践理性，亦即关乎指导行为的道德准则的理性。
前者可以是暂时的（可以离异），后者则是永久的。（详细论证见黄宗智，2014a，第3卷：268-272。这种倾向也可以见于传统法律和其实践，例如关于分家的法则：法律虽然规定儿孙在父母去世之前分家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是，如果父母亲允许，则可以分家。儒家思想所添加的是，在并存以上，这些二元性可以是互动的（我们可以说，类似于生物世界而不是机械世界中物与物的关系），或互补的，或被融合的。
对瞿先生来说，儒家化的核心含义是从汉代开始，在之前的法家法律里纳入了儒家尊卑等级法则及其相关的礼仪，亦即在法家的法中输入了儒家的礼。西方近几十年来兴起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多受到中国调解制度的启发）远远达不到如此程度的规模和成效。
虽然如此，这里我们需要指出，中国法学界对形式主义的理解与西方是有一定的不同的，主要局限于两种含义：一是官僚化的重形式、轻实质倾向，一是条文主义，而不是西方语境中侧重演绎逻辑的形式主义（formalism）。韦伯代表的其实是现代西方法学和哲学中，把法律和道德、司法和德性作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倾向。
我们知道，有清一代，如此父母在世时的分家析产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 摘要：本文聚焦于道德与法律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结合，不仅在法理层面，也在实践层面，并检视其正面和负面。
